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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科普丨网赚App让你足不出户日进斗金？又又又上当了！******

　　【万万没想到！App花样套路大解密②——网赚篇】

　　“刷视频、看广告、做任务赚佣金，边玩手机边赚钱”，在移动应用市场上，我们总能看到，一些手机App打着这样的口号，吸引用户们注册使用。但鱼龙混杂的产品，常常让人难以分辨其中真假。

　　对于注册用户来说，这种“躺赚”App真的能赚钱吗？

　　什么是网赚？

　　安天移动安全发布的移动互联网风险应用白皮书显示，2018年网赚App影响用户量高达2.5亿，网赚App在下沉城市最受欢迎。其中，00后用户占比为24%，高于全部网民中00后占比。

　　事实上，网赚品类应用与网络兼职刷单类应用有所不同，泛指应用用户通过完成指定任务获取现金回报，应用运营者则通过流量投放实现变现。

　　比如，这几年比较流行的刷视频赚钱、刷新闻赚钱、走路赚钱、答题赚钱，以及玩休闲小游戏赚钱等。

　　业内人士介绍，通常这类网赚App业务形态比较简单，用“提现”等方式吸引用户完成任务。用户如果想要完成提现，就必须点进去看广告。比如，让用户看完数条视频后可提现，本质目的则是吸引用户完成任务来获利。

　　然而，有部分网赚品类非良性开发者为了快速回本、增大收益，试图在各个环节进行设计，增加用户提现难度。这类应用不仅存在恶意干扰用户达成提现条件、用户满足提现要求无法提现，又或者虚假广告宣传的问题，还通过各种欺骗、诱导的方式使用户无法顺利完成提现。

　　常见套路揭秘☞☞☞

　　①应用设置多重套路的提现门槛

　　“提现”作为网赚类应用区别于其他品类应用的特征功能，也是用户使用网赚类应用最关心的功能。而部分网赚应用在用户提现前没有明示用户完整的提现规则和门槛，在用户完成一个提现条件想要进行提现时，才告知用户还有别的提现条件，以此来限制用户提现。

　　②提现进度或激励规则不透明

　　某些应用的提现进度或者激励规则不够清晰透明，在应用内只展示任务当前完成的进度，未明示进度增加标准以及任务达成标准，用户并不知道具体完成多少关，才可以完成任务获得提现机会。

　　又或者，有些应用用户通过做任务获取奖励，但应用并未明示奖励的标准及概率，部分应用通过这种方式诱导用户观看广告、下载应用等来获取奖励，而实际用户所获得的奖励很少，与期待不符。

　　③故意使用户任务完成失败

　　部分应用在用户快要满足提现要求时，故意使用户任务完成失败，从而使用户无法达成提现条件。

　　④应用满足提现要求但无法有效提现

　　部分网赚类应用，即使用户达到提现要求，仍然无法有效提现，并且存在多样化的拒绝提现手段。例如，应用未按承诺提供提现机会、暴力拒绝用户提现，以风险环境、作弊用户的理由拒绝用户提现，或存在提现等待时间过长等问题。

　　⑤虚假广告宣传

　　部分网赚应用广告通过虚假夸大应用功能的方式来推广、诱导欺骗用户下载应用，用户实际下载使用后发现，应用功能与广告宣传并不相符。

　　！！！警惕向青少年群体蔓延

　　有调查发现，在近年来的一些网络犯罪刑事案件中，犯罪团伙往往利用青少年，特别是未成年人“贪小利”“好奇心强”的特点，以“聊聊天发发帖”就能“轻松网赚”的谎言诱骗他们成为帮凶。

　　特别是疫情期间，青少年群体的网络活跃度较高，不少人受到“网赚”氛围影响，想借机赚点零花钱。犯罪团伙份子利用未成年人心智未成熟、容易受利诱的特点，不断灌输非正当的牟利方法。

（图源网络）

　　网赚品类应用作为一种新兴的赚钱方式，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但部分非良性网赚类应用中存在的风险问题不仅严重侵害了用户权益，也极大影响了行业生态的良性、健康发展。

　　业内建议，进一步提高治理网络黑灰产的法治化水平刻不容缓，不仅要筑牢“网络并非法外之地”的思想意识底线，更要在网络治理中将每个人的网络行为纳入法律框架之内。

　　同时，相关互联网内容平台要增强自我监管意识，将社会责任切实转化为经营行动。比如，进一步完善投诉反馈渠道，遇到举报信息应及时受理核实，涉嫌违法的要向有关部门及时报案。（部分内容综合自新华社）

　　监制：张宁 策划：李政葳 制作：姚坤森

一题而三命意的《伶官传序》******

　　作者：詹丹

　　欧阳修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中间和结尾，出现了三处观点句，即：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的主旨”，把第二处称为“结论”，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但更重要的，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

　　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这是一篇的主干。其次，所谓“人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是主干，后两处是“人事”的具体表现，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的逻辑关系。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从逻辑分类看，后两处的观点，确实都属于“人事”的范畴。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提出了与“天命”相对的观点，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也就是说，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人事”来说，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只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的一个概念，把传统的认同“天命”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其实，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然得之孔劳，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忘栉沫之艰难，狥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正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所以在林林总总的“人事”中，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阁百数。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庄宗曰：“吾富有天下，岂不能作一楼？”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被甲跨马，不以为劳。今居深宫，荫广厦，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宦官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是谗间愈入。

　　在这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而不听忠臣进谏、尽受小人蛊惑，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胡三省加注感叹说：“郭崇韬之言，其指明居养之移人，可谓婉切，其如帝不听何！”

　　此外，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庄宗后来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这样，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也就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的特殊性，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这第三处的观点句，就是微观了（尽管结尾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我们都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的。在这过程中，作者所谓的“虽曰天命”一句，似乎被抛到了一边。我们固然可以说，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天命”意识，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的，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规律性之理，以颇为“自然”的方式出现，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而这，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天命”互为相通，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认为是从“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也就是“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可以借助自然灾害，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所谓“天谴事应”。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新唐书》，就讨论了“天谴事应”的问题，并对此有所质疑。在“五行志”中，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正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的桥梁。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成为一种规律时，认识到这种规律、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不过，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不断重蹈覆辙时，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呜呼！”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